臺灣障礙研究學會 May 22 2020

三月時，監察院對衛福部提出糾正案，指出認為衛福部的判定身心障礙資格忽略活動參與與環境因素。前日，衛福部表示，『如果將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評估結果放入身障資格判定，其中權重比例難拿捏、缺乏科學性證據，因此衛福部仍建議維持現行的鑑定模式。』。本會認為：

1. 當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納入ICF的鑑定的目的即為修正過去以醫療模式單一決定障礙者需求的不足。ICF採用鑑定系統的互動模式，同時考慮醫療與社會模式，將障礙者的實際社會參與以及所處的環境因素納入考量。臺灣第一次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審查結論性意見第十條明確指出台灣版的ICF鑑定模式太偏向醫療模式，強調個人先天或醫學缺損，無法確實反應障礙者社會參與的需求以及社會環境的障礙。衛福部此舉已直接違背當初身權法修法的目的，亦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2. ICF做為國際通用的制度，是透過嚴謹的跨學科研究驗證後公布，並在不同國家以不同的方式應用。衛福部卻透過將障礙者情況直接化約為編碼的方式，將醫療模式強加在ICF鑑定過程，才會產生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評估結果「缺乏科學性證據」的解讀。衛福部『缺乏科學性證據』的說明除為對科學性的錯誤認知外，更是對相關研究報告的選擇性引用。建議衛福部相關人員應該加強對障礙政策以及身心障礙人權相關發展的知能。重新檢討以身體功能結構損傷程度作為福利提供唯一依據的適切性，不宜忽視並扭曲相關學術研究的成果，讓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奠基於嚴謹的學術研究上。
3. 所有國家對於福利服務都有一定的資格限定。但是，資格限定應該和福利服務的提供相稱，合乎比例原則。從衛福部開始引介ICF以來，我們看到的是強調更複雜與重複的鑑定，相關福利資源及分配邏輯卻改變得很有限。以ICF為基礎的立法，目的在建立不同專業單位可以溝通的系統；但從使用者與服務提供者的角度看，ICF對福利服務提供的效益十分有限。幾年下來，不僅身心障礙者抱怨連連，相關鑑定人員也常覺得不知為何而不斷重複鑑定。已有學者指出這是『需求評估的假象，社會控制的事實』，衛福部應公開鑑定資源與福利服務供給規劃的相關資料，重新審視鑑定資源與福利資源的平衡。
4. 從使用者的觀點出發，改變障礙的社會環境是當今障礙權利的趨勢，也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核心精神。過去以線性的觀點，認為越嚴重的障礙者需要越多的資源的邏輯已經被修正。衛福部應該利用這次機會重新審視過度醫療模式觀點鑑定在福利提供上的不足並強化社會政策，以支持障礙者擁有一定的生活品質以及平等參與社會的權利。台灣將於2021年進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次國際審查，希望衛福部在防疫工作做為世界的典範時，不要在障礙政策上成為世界上的笑話。

活動日期：2019.10.19

本會協辦由日本東京大學Dr. Toshiyuki Uwano（輪椅使用者）與本會理事周倩如、周月清主辦的-亞洲障礙者所主導的共融社會跨文化對話「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the Inclusive Society by the Leaders of Person with Disability in Asia」(Sponsored by Toyota Foundation)。在這場交流會議，我們與來自日本、越南及泰國 （包括台灣，共四國）的計畫成員進行意見與經驗的交流，了解亞洲各國身心障礙者在無障礙 (accessibility)權利的發展與處境，尤其強調由障礙者主導，包括本計畫的規劃與執行。本會由張恒豪理事長，陳伯偉秘書長連同會員孫嘉梁博士、障礙者權利促進會秘書長張惠美、手天使創辦人黃智堅 (Vincent) 等參加該交流會議，而其他國家的參與者分別為來自日本的除了 Dr. T. Uwano 外，包括一名個人助理、一名日本雜誌社攝影師; 越南的政府代表、一位學生、一位法律專家; 泰國的有障礙運動者及一位大學社工教師等。

張恒豪理事長與大家分享台灣障礙研究、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的發展，其中提到身心障礙倡議團體以及權利運動對障礙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台灣障礙 研究理論的在地化過程。理事長也強調，在爭取障礙者權利的過程中，進度雖然看似非常緩慢，但在時間的進程之下，我們依然能夠看到正面的改變。因此大家必須繼續努力與堅持為身心障礙者權利發聲，唯有開始實踐才能有機會帶來改變。

「手天使」創辦人Vincent，以及孫嘉梁、連同陳伯偉秘書長（同時也是手天使的行政義工），一同討論台灣身心障者的性權與自立生活。Vincent提到：「一般社會大眾在看待障礙者的情慾的時候，是帶著歧視的。他們會說你都已經殘缺了，你怎麼可能還會有慾望呢。大家把我們當成一個活的死人」。之所以會成立手天使，乃是在障礙男同志的聚會發現：「殘障程度比我更嚴重的人，不要說障礙阻礙了他們追愛之路，他連自慰的能力都沒有」。因此，2013年Vincent 與同志運動的好夥伴智偉（同志諮詢熱線社工主任），以及五、六位男同志一起成立手天使，義務協助重障者打手槍。在提供服務的過程，手天使深刻體會到：性不只是作為生命應有的尊嚴樣貌，更是「培力／充權」(empower)　障礙者的重要途徑。另外，孫嘉梁指出台灣政府：「很多事只會講但都不做，譬如障礙人權與自力生活」，還有「很多事不願講也不願作，譬如支持障礙者的性需求與性生活」，並指出身心損傷 (impairment) 不應該成為個人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的理由。對他而言，台灣政府至今依然無法看見障礙者自立生活 (independent living)　的權利，大部分的障礙者還是被「關」在家裡，不能自由自主生活。如此的情況，進而影響到身心障礙的生活隱私及情欲表現。陳伯偉秘書長認為，障礙者的情欲需求與自立生活是長期被忽略的面向，唯有在障礙者能夠擁有自立生活，障礙者才能享有性自主空間。

此外，四國的計畫參與者分享各自國家的無障礙情況，各自訪談各國主要城市（台北、東京、胡志明市、曼谷）的10位障礙者的無障礙 (accessible) 生活經驗以及障礙者與社工之間接觸的互動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PWD and social workers—empowered or disempowered) 訪談結果。台灣與日本在硬體無障礙的部份 （如捷運）相對而言對障礙者較為友善，越南與泰國的情況則在剛起步的階段，公共交通及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設施尚未完善，政府較不重視身心障礙者權利。各國普遍面臨的情況則是社工在提供障礙者協助時，無法滿足障礙者需求，對障礙者而言，社工未能理解障礙者的生活「有障礙」的處境。在不同的社會，依然存在著對障礙者的歧視與刻板印象，政府在推廣身心障礙者福利的過程中依然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最後，本次的交流由泰國的Dr. Sporntum Mongkolsawadi 進行總結，他認為這是一場難得的跨國交流，透過不同國家的相互學習，確立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的重要性。同時讓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理念拓展至其他地區，一同邁進共融社會。

從1983年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的楓橋事件迄今，已經過了三十六個年頭，在三十六年之間，台灣走過了全面性的社會轉型，台灣的經濟發展變得更好、政治更加民主化，我們陸續實施了與婦女、兒童和障礙者有關的國際公約，民眾對社會正義和生活品質有著更多想像和期待，國際社會也給台灣各方面的發展給予非常高的肯定。

但是很遺憾的，這幾年我們觀察到到多次障礙者服務要進入社區時遭到社區居民以房價或其他不正當的理由阻撓。由此可見，我們的社會對於和自己不一樣的群體，還是經常抱持著隔離的歧視心態。台灣障礙研究學會針對本次台北市的鄰避事件，在此提出以下幾點說明與呼籲：

一、障礙者不是社區中的外來者、他們和你我一樣，本來就是社區的一份子，全台灣有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障礙者住在社區中，大家平常看不到他們，不代表他們不存在社區當中，而是因為之前社區並不存在他們可以使用的服務，他們只能待在家裡、依賴家人的照顧。因此，當服務終於進入社區時，障礙者就該被保障擁有在社區中自由移動不被阻擋的權利。

二、障礙不是傳染病，障礙不是上輩子做錯事的報應、障礙更不是社會的少數。相反的，障礙是多元社會的一部分，就如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性別與性向。障礙也是人生普同經驗的一部分，每個人在年老時、在遭遇意外時，都可能遭遇多種不一的障礙情況。

三、我們誠摯呼籲台北市政府確認自己在這類鄰避事件中的角色，政府不能只是一個協調者，也應該是一個執法者。當政府善意溝通始終遇到居民惡意阻擋，委屈不能求全之時，政府就應該確實執行法律、支持並守護障礙者生活在社區中的權利，政府單位可以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依法裁罰。

最後，我們也呼籲台北議員民代和所有台北市民，一起來支持台北市社會局作為障礙服務的法定主關機關依法行政，守護障礙者生活在社區的基本人權，不要成為障礙者融入社會、生活在社區中的障礙。臺北市的個案不是特例，臺灣各地的障礙者社區生活常面臨相似的歧視狀況，政府應有更多障礙者社區共融的宣導，同時，國家必須執行法律以保障障礙者生活於社區的權利。

臺灣障礙研究學會理監事會/常務理監事 周怡君主筆
08/02/2019